林育南，又名林毓蘭，字香浦，化名李少堂、鐵巒，筆名林根，1898年12月15日生于湖北省黃崗縣。他自幼聰慧，啟蒙老師李卓侯(李四光之父)曾說：“林育南是我平生最得意的弟子?！痹缒暝谖洳髮W中學部學習期間，林育南就參加了惲代英組織的進步社團——互助社。后來，他又發起組織了“黃社”，在武漢地區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和反帝愛國的宣傳、組織工作。
   像當時的許多進步青年一樣，林育南曾是《新青年》的熱情的讀者。他說：“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地覺悟過來，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見到曙光一樣?！睘榱藛拘衙允г诜饨ㄅf教育之中的一代青年，1919年3月，他與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學創辦了武昌第一家以宣傳新文化為宗旨的雜志《新聲》半月刊，成為“全國響應北大新思潮的先驅者”。
   不久，林育南與時任中華大學附中部主任的惲代英等，發動和領導了武漢的五四愛國運動。5月17日，武漢學生聯合會領導全市學生舉行示威游行，作為學聯的負責人，林育南走在中華大學游行隊伍的前列。6月1日，學聯又領導和組織了武漢學生的罷課斗爭。湖北省總督王占元為了鎮壓學生愛國運動，悍然出動軍警，制造了“六一血案”。軍閥政府的血腥暴動激起了社會各界的義憤，在惲代英、林育南等的宣傳和發動下，6月10日，漢口商人罷市。12日，武昌商人也起來響應，實行罷市。旋即，武漢工人階級舉行罷工斗爭，支援學生愛國行動。于是，在全社會的強大壓力下，王占元被迫釋放了被捕學生，并電告北京軍閥政府和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血與火的斗爭中，林育南意識到救國救民的重任已歷史地落在了他們這一代青年的肩上。
   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林育南和“互助社”的同志們積極行動起來，辦刊物，開書店，設學校，開工廠，積極“謀社會之改造”。林育南曾回到自己的家鄉創辦了浚新學校和一所通俗演講社，“實施思想的教育和宣傳農民地位的改造”，后因經費困難而中止。1920年2月，林育南與惲代英在武昌創辦了“利群書社”。作為他們試驗“共同生活”的基地?！袄簳纭痹谄浯嬖诘囊荒甓鄷r間里，成為武漢地區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在湖北地區的革命青年中造成了廣泛的影響。
   1920年9月，林育南考入北京醫學?？茖W校。在北京這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很快地拋棄了原先曾接受的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7月，他從北京回到武漢，與惲代英等發起成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存社”?！肮泊嫔纭钡某闪?，標志著林育南已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不久，傳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喜訊。林育南立即申請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一踏上革命的征途，他就以自己的組織領導才能，成功地開展了粵漢鐵路機務處和漢口人力車工人的罷工斗爭，開始了他光輝的革命生涯。
   此后，林育南又領導了漢陽鋼鐵廠和漢陽兵工廠的罷工斗爭，并籌建了武漢工人統一的組織——“武漢工團聯合會”，林育南任該會秘書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1922年9月，林育南參加領導粵漢鐵路工人的罷工斗爭，并在此基礎上成立湖北省全統一的工人組織——“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林育南任秘書主任，負責處理日常工作。為了進一步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團結教育廣大的工人群眾，林育南與施洋創辦了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的機關報《真報》?！墩鎴蟆钒l布工團聯合會的指示、命令，報道工人和學生、市民的愛國斗爭，揭露帝國主義、軍閥政府和資本家欺壓工人的罪行，宣傳馬列主義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因此被武漢地區的工人群眾視為勞動者的“福音”。
   在“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的領導下，漢口英國香煙廠、棉花廠、大冶下陸鐵礦等廠礦相繼舉行罷工，武漢工人運動進入“極盛時代”。武漢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有林育南的一份功勞，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中，林育南也成長為一名富有實踐經驗的出色的組織者和宣傳者。
   以后，在舉世聞名的1923年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1925的五卅運動上海工人大罷工和1927年漢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爭等重大事件中，林育南作為領導者、組織者和宣傳者，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1927年5月，在大革命處于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勝利地召開了泛太平洋勞動大會。出席大會的有日本、朝鮮、法國、蘇聯、美國、英國、爪哇和中國等國的代表。這個大會是國際工人組織在中國召開的第一次會議。林育南被任命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所組建的太平洋勞動大會秘書廳秘書長，會議的翻譯、宣傳、庶務以及文書等會務工作，由林育南一手主持。在他和大會工作人員齊心協力的工作下，在短短半月之內，大會籌備工作一切就緒。大會開幕詞和各項決議案等主要文件，皆為林育南起草。這些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光輝的文件，代表著太平洋沿岸以及全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愿望。會議的成功召開有力地加強了太平洋各國工人的團結和友誼，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林育南為國際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他的一份貢獻。
   在近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了黨的事業，林育南不畏艱險，奔走于大江南北。他有時是腰纏萬貫的南洋歸僑，有時又是蓬頭垢面的流浪漢，有時是衣冠楚楚的名流學者，有時又是衣衫襤褸的工人，黨需要他在什么崗位上工作，他就在什么崗位上戰斗，出生入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曾是團中央委員和黨中央候補委員，擔任過中共湖北區委宣傳部部長，湖北省總工會宣傳部主任，中央工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常務委員、秘書長，中共江西省委秘書長和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長等重要職務。為革命鞠躬盡瘁，在他看來，是他的天職。高度的革命理論修養，又使林育南對黨內斗爭具有很強的識別能力。在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路線統治期間，他同李立三的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他旗幟鮮明地指出，搞飛行集會，搞暴動，“這不是一個好辦法”。在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工作期間，他領導秘書處同志積極開展反對和抵制冒險主義的活動。為了加大斗爭力度，他還聯絡了黨和工會的一批領導骨干如何孟雄、李求實、龍大道，用各種形式向黨中央和共產國際反映他們反對立三路線的意見和觀點，為在黨內結束李立三“左”傾錯誤領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斗爭中千錘百煉的林育南，成長為一個堅強革命者?？偨Y與立三路線斗爭的經驗，他告訴友人：“此后我更當造成‘山’一般的穩定，‘鐵’一般的頑強……就以此自勵，以后就叫我‘鐵巒’吧，鐵巒呵!好自為之!”
   以泰山一般的堅定，鋼鐵一般的頑強，林育南很快又投入反對王明路線的斗爭。1930年冬，王明回國伊始，林育南就敏銳地覺察到了此人的篡黨野心，并為此憂心忡忡：中國革命如果讓這一伙“掛羊頭，賣狗肉”的人來領導，前途將不堪設想。
   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操縱和“左”傾教條主義宗派集團的壓迫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氣氛中，匆匆召開，草草收場，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形成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新的“左”傾路線的統治。與會的江蘇省委代表何孟雄等和“全總”、“?？偂?、“鐵總”、“紡總”的代表集體退席，以示對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和確定的路線、方針的反對態度。會后，林育南與何孟雄、李求實等工會干部和江蘇省委負責人開會，反對四中全會的選舉，并向黨內發表了《告同志書》，揭露王明破壞黨的紀律、破壞黨內民主的行徑和篡黨奪權的陰謀。王明憑借手中的權力，大搞宗派主義，對林育南、何孟雄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不僅將林、何等統統打成“右派”，還揚言要開除他們的黨籍。這場黨內斗爭的激烈程度，正如林育南所言：“比拿著槍在陣地上開火還要殘酷”。然而，王明的高壓政策決不能阻止林育南等人為捍衛真理、捍衛黨的事業和黨的生命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斗爭。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與其他六位同志在上海東方旅社31號房間開會，研究如何展開反對王明的斗爭。由于叛徒的告密，與會同志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聯合組成的行動隊悉數逮捕。在此期間，何孟雄、李求實等也都被捕。
   在獄中，林育南英勇地經受住了敵人的嚴刑拷打。他與何孟雄等千方百計地互通消息，互相鼓勵，并設法與獄外黨組織取得了聯系。從入獄那一天起，他們就作好了為黨獻出一切的思想準備。他們在監獄的墻上畫了一面迎風招展的紅旗，然后一一簽上自己的姓名，以表達他們對黨的忠誠和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念。
   1931年2月7日晚，林育南等在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英勇就義。
   1945年，中共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干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系，并且接著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秉h中央的決議對林育南等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評價。他是黨的好兒子，人民不會忘記他。他的忠骨被安葬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的烈士墓區內。迎朝陽，歷寒暑，烈士的革命精神就像墓區四季長青的草坪一樣，郁郁蔥蔥，生機勃勃，扎根在祖國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