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后，美國開始逐步外包制造業，發展金融服務業，推動全球貿易系統化。盡管全球貿易秩序改革帶來了商品市場的大量流動，但與美國貿易逆差問題依然突出。1995年WTO成立后，全球貿易逐漸從配額制轉向關稅制，尤其對高技術產品實施更加嚴格的規定，旨在彌補全球貿易失衡。

近期，美國的經貿法律政策從拜登政府以規則為基礎的“小院高墻”政策，轉為當前以“特朗普交易”和“重朔國際經貿秩序”為基礎的單邊主義政策，甚至通過行政國家安全緊急狀態(IEEPA)權力來落實這些政策，以避免涉及通過國會對債務限額、消費稅制定等復雜的憲法程序。

對全球與中國經濟的影響。對于依賴出口的經濟體(如歐洲、越南及墨西哥)，關稅政策沖擊最大。中國的直接出口受挫，轉口貿易成本增加，且部分國家可能與美國聯手封堵中國商品。特朗普關稅政策將持續升級，重點擴大至銅、木材、半導體等領域，并施壓盟友配合遏制中國。

對美國經濟影響。關稅導致供應鏈緊張，企業成本增加，并加劇了進口商品漲價。美國的反制措施也可能導致金融農業等領域遭遇滯漲風險。

東南亞。隨著越南、柬埔寨等成為中企出海的首選地，美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商品亦征收高額關稅，并對“轉運避稅”行為加大打擊力度。2025年起，小額包裹關稅提高至50美元，這使得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的郵政豁免通道大幅受限。

墨西哥。《美墨加協定》(USMCA協議)保障墨國產品免稅入美，但中國企業在墨西哥設廠時，仍需滿足原產地規則，否則將面臨額外25%的關稅。

北美。美國新關稅制度雖合法，但可能違反WTO規則。中企若被視為參與規避制裁，可能面臨次級制裁與長臂管轄等法律風險。

原產地虛報。企業如虛報原產地，可能面臨巨額罰款和索賠，嚴重時可能導致刑事追責。

轉口貿易問題。通過第三國轉口的商品如果被認為規避關稅，也會面臨追加關稅和法律處罰。

海關追溯征稅。美國海關對不合規行為的追溯將導致三倍海關稅額的罰款，且可能涉及刑事責任。

次級制裁與資產凍結。若企業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及被認定規避制裁，將面臨長臂管轄和次級制裁，并可能面臨資產凍結和業務中斷的風險。

原產地與實質性轉變策略。企業需審查加工流程是否符合美方“實質性轉變”標準(如HS編碼變化等)，加強對涉及多國生產環節的產品追溯管理。

風險地區投資重構。通過第三地設立合資企業或并購，規避暴露于高風險地區的法律和經濟壓力。

建立海外合規體系。企業需組建跨國合規團隊，熟悉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市場的海關政策和貿易規定，確保合規操作。

反制單邊制裁的法律機制。根據中國《反外國制裁法》反制不當的域外法律適用，借助WTO等國際法律框架進行法理抗辯。

原標題：【商法視聽】全球貿易戰當下，出海企業須知的風險與應對